卢国龙教授讲《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原文：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注解：《道德经》的第二十二章，似乎讲了个让人参悟不透的主题处世之道。这个主题之所以参悟不透，就浅显的层面说，是因为曲、枉等等，与所谓全相互抵触，至少在表述和理解上，曲、枉意味着要让全打些折扣，既然打了折扣，当然就不完整，不全。而就更深些的层面说，如果曲、枉只是谋略，全才是最终目的，那么用谋略手段所获得的全，道义上的落脚点究竟会在哪里？如果曲、枉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么所谓全岂不是指向更大残缺的歧路灯？所以这个主题很难参悟透彻，我们也只是做些思想的梳理，为灵思慧解的读者提供参照而已。

追求活得全，活得完整无残缺，大概是古人和今人共同的愿望，不会有什么代沟。什么叫活得全呢？大约比老子略晚的时候，有个叫子华子的人提出过四层标准，说是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指六欲皆得其宜，即眼耳口鼻等感官得到适当的满足、生或者死由自己选择，出于自己的意愿。亏生是六欲部分得到满足，死就不用说了，迫生是被动地活着，生不如死。四层中最高的全生，大概接近《道德经》所说的诚全而归之，是一个不被撕裂、不受操控的自然之我。

但愿望是一回事，如何实现愿望又是另外一回事。子华子的观点，文献中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不过，子华子的思想，与杨朱基本同调，如许地山的《道教史》，就将他们算作一个流派，而杨朱的观点，文献上记载得清楚明白，即主张为我，立志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一毛，将自己腿上的一根汗毛看得比天下还贵重，不做利益交换，是这一派实现全生的途径。显然，这一派在生命与利益之间画了道清晰的界线，重生而轻利的信念表达得十分明确，拒绝利禄引诱，拒绝与权利合作的态度也很鲜明。

然而，由权利所牵动的利益链条，实际上栓挂住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由不得个人划分出某块净土，所以杨朱、子华子的全生途径，只能将自我与社会隔离开来，比古希腊的犬儒学派走得更远，在现实中未必行得通。

《道德经》说曲则全，选择的是一条现实的道路，更贴近实际生活，也更容易让人理解。现实中的人生在世，总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也总会有无奈妥协的事情。事情来了，委屈和无奈的情绪总也挥之不去，该当如何应对呢？有人说，忍字高，忍字头上一把刀；也有人说，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道德经》的主张，似乎也是要忍的，如经文中的曲、枉、漥等等，都是能忍的姿态。但不如意的事情，说不准从哪个方向扑面而来，我们能藉助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住这个忍？被我们忍住的，究竟是情绪，意志，欲望，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道德经》在这类问题上的想法，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凡是忍过的人肯定都明白，忍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态。有时候，我们要呵护小孩的幼稚和想象，要尊重师长显然已经脱离时代的感受，于是有些话忍住不说，有些事也忍着暂时不做。这样的忍，出于爱和尊重，会让人内心产生莫名的责任感甚至崇高感。但另外的某些时候，忍又是被迫的，遭遇不公平、被误解、受欺压，这种情态下的忍，可能让人悲天悯人，可能让人郁闷孤愤，也可能让人处心积虑。悲天悯人是宗教情怀，郁闷孤愤是诗人情结，而处心积虑则具有谋略的意义，或者简单直接些说，这样的忍本身就是一种谋略。

宗教情怀和诗人情结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说，这里先谈谋略问题。《道德经》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谋略，但也不能断言其中就没有谋略的因子，至少在历史上，许多人都将《道德经》当做谋略的圣经来读。所以这一章，我们要先讲讲忍的生存谋略和生活智慧。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王子复国之类的故事，如郑国的寤生，越国的勾践等等，他们所采用的，大都是一个忍字诀。因为这些复国的故事很成功，所以韬光养晦式的隐忍，常常被作为执行谋略的基本功。

寤生的故事，比《道德经》早了将近二百年，勾践的故事略晚于《道德经》。这一前一后两个故事，可以看做中国传统的隐忍谋略的缩影，而《道德经》入乎其中，出乎其表的思想史意义，也可以被前后故事衬托出来。

寤生即郑庄公（公元前743701年在位），距离我们的时间，就是743+2016=2759年前，很遥远了，但他与同胞弟弟段叔的故事，却并不让人陌生。寤生的意思即难产，所以母亲武姜专宠段叔，嫌弃寤生，谋划过让段叔代替寤生，继承郑国的君主之位。这场废立的悲喜剧虽然被老君主郑武公阻止了，寤生成了郑庄公，但武姜还是在郑庄公继位之后，为段叔争取到许多重要的地盘。由于段叔的势力日益坐大，自然会引发许多人对于政局的担忧。一开始有人说，段叔的领地和建制都与身份不符，如果不制约，将会构成威胁。而郑庄公说，武姜想这样，能有什么办法？一幅很无奈的样子，只是让劝谏的人耐心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段叔多行不义必自毙。接着，段叔又将南郊、北郊收入囊中，于是又有人着急，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如果你想让位，我们就服从段叔；如果不想，那就清除他，不要弄乱了民心。而郑庄公响应说，不用那样，段叔自己会走向那样的结果。心里的谋划似乎浮现出来了，有一个收拾这种局面的路线图。再接着，段叔又将两座城邑收归己有，理解郑庄公谋略的人也看出些端倪，分析说，时机到了，如果让段叔继续坐大，势力的杠杆就会将民众撬向他那边。而郑庄公心里更有数，明目张胆干那些不义的事，越坐大就越接近崩溃。果然，段叔也以为时机到了，厉兵秣马，与武姜约好开启城门的时间，计划一举拿下都城。郑庄公当然也不会闲着，当然也有办法掌握那个神秘的时间，于是点将发兵，一路追讨段叔，最终在鄢这个地方剿灭段叔的武装。这段故事，在《春秋》里的记载是，郑伯克段于鄢。按照《春秋》笔法，之所以称郑伯、称段，又用战争术语克，是针砭他们不像兄弟，而像是两个敌对君主的军事对抗。

老实说，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只能看懂一半，另一半看不懂。看得懂的是段叔的这一半，几乎全被《道德经》说中了。因为贪多务得，自矜自是，所以最终自遗其咎。看不懂的是郑庄公的另一半，究竟是由于采用了隐忍的谋略才使亲兄弟演变成敌军？还是政权游戏注定要采用这样的谋略，因而游戏本身就是在培养敌人？说不清楚。事实是，将隐忍的谋略应用于政权游戏，不仅使兄弟反目成仇，郑庄公与母亲武姜也有不及黄泉无以相见的绝情之痛，这样的结果，在道义上确实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至于其谋略基本是个忍字诀，就容易鉴别了，忍是纵容敌手犯错误，敌手错误最大化的地方，就是忍的终点站。

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励志复仇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我们就不详加赘述了，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勾践卧薪尝胆以励志，忍辱含垢以臣服于夫差，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谋略，带有明确的主观故意，并由此演绎出一段用谋略复国仇的经典故事；第二，这场谋略的策划者是范蠡，其指导思想则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这也就是《国语》所记载的范蠡三策，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这三策，既可以看做对《道德经》谋略的实践应用，也可以看做对《道德经》的理解和解释。

所谓持盈者与天，就是在自己势力强盛的时候，要学习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这三句话的思想来源于《道德经》，可以不言而喻。盈而不溢是天道的包容，天道虽拥有万物之众，充盈于天地之间，但没有任何一物是多余的，容纳不下的；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当然都是拟人化的天道描述，事实上，天道既没有一个沽名钓誉的社会环境，也没有某个可以邀功讨赏的君主，但天道强健而谦和、造化而无为的人格化品德，却是可以学习的。学习天道的这些品德并且转化为谋略，就是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无论是发动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进取行动，都不能凭着一己意气，而要审时度势，从顺应天道人心的观念出发，取得合乎天时人和的效果。越王勾践不听范蠡劝阻，第一次向吴国复仇，就违背了这条与天的大策略，结果惨败，被吴国的军队围困在会稽山上，只能寻求屈辱的城下之盟。

所谓定倾者与人，是在大势已去，面对已经倾覆的局面时，要用卑辞尊礼等隐忍的谋略，满足吴王夫差的虚荣和骄傲，助长其争雄称霸的野心，将其战略矛头引向齐、魏等大国，为自己争取一个战略缓冲期。所谓节事者与地，就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有效的组织，抚民保教，推动越国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正是遵循这样的范蠡三策，越王勾践成功复仇，政治地位也获得周王室的承认，从一个曾不能子爵的偏远诸侯，跃升为春秋七雄之一。

比较前后两个隐忍谋略的故事，可以发现一些很微妙的差别。寤生的隐忍，全属人谋，而勾践的隐忍，挂靠天道。人谋难免心术的诡异，格局也只是用于宫廷内部的争斗；天道则着眼于万物常理，使谋略具有一个遵循天道的道义落脚点，用于国家战略也更纵横捭阖。从这种微妙的差异里，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道德经》对中国思想的深远影响。天道让人放开眼量，即使在不得不讲谋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天道意识，终究也会大不一样。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