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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谈通才教育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4 字体: | | 打印文章

推荐阅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不仅制约了科学发展,也影响到社会进步。我原以为这是内地教育的一大失误,最近读《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才知道这个问题在台湾和其他地区也出现过。所不同的是,由于吴大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不仅制约了科学发展,也影响到社会进步。我原以为这是内地教育的一大失误,最近读《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才知道这个问题在台湾和其他地区也出现过。所不同的是,由于吴大猷等人及时发现,才没有酿成大错。吴大猷是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他在海外工作多年,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话也许有较大说服力。

在这本书中,吴大猷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论这个问题。

一是针对人们对科学的错误理解,他说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可见对于一个人来说,假如所受教育太狭窄太专门,那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全貌来增长智慧。这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书簏,或者是一台只会工作不会思考的机器。

二是针对人们过分看重实用的倾向,他告诉人们,科学家投身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纯粹的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曾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笼罩,许多人上大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面对这种倾向,吴大猷告诫大家:“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思考”。这一观点对于纠正我们过于重视知识传授的偏向非常重要。

三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人们的欲望也越来越高,这就使人类陷入一个贪婪的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犯罪率不断增高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一个人文与科学合一的文明”来发展人类智慧,控制人类贪欲。他指出,要想让人文与科技“融合起来,成为更高层次的一个文化,着重的是需要改变人类的教育,使习科技的不成为‘机器人’,习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质”。也就是说,当我们通过通才教育,兼备人文与科学的更高智慧时,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说到通才教育,吴大猷和余英时在1983年的对话值得注意。在这次对话中,吴先生介绍了哈佛大学在1946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根本性改革。要使人们对科学有基本了解,最好的办法是借助通才教育。吴大猷说:“通才教育可使学生未来发展时,能有一种宽广的基础,使得念科学的人,也能了解、欣赏人文知识。同样地,念人文的人,如果对科学有清楚的了解,将来如果进入政府机构,在从事政府决定时,就可避免发生偏差。”

我注意到,早在1945年,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就以《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为题,提出一个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他们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乃至法西斯战争都由此而产生。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极大威胁。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自动的个体,唯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普通教育强调“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自由。因此通才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

在这次对话中,余英时也谈到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出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与如今大陆面临的困境极其相似。他说:“传统教育的毛病是偏重于通才、不重专业。现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于社会趋于专业化,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职业才有保障。因此,哪些专长易于找到职业,大家便一拥而上。这种情形当然不限于台湾,美国、苏联等地,亦复如此。例如,目前各国都有许多男女,纷纷学医、法律与计算机。这纯粹是一种以职业为主导的教育取向。这种取向,有予以自觉改变的必要。”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取向呢?余先生的意见是: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学科具备必要常识。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做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并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到考试与教育制度,要彻底解决虽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应该做些努力和尝试,“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流弊,亦即造成一种所谓‘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对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这种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纯技术观点,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些话对于那些过分迷信专家的人们,无异于当头棒喝。

1984年,吴大猷还在台湾《民生报》发表文章指出:台湾初中生毕业后就必须作职业教育或考高中的选择,这就不可能让学生养成求知的兴趣和习惯;至于大学的专业设置,也有过于狭窄的毛病。另外,整个社会对教育也有误解,以为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或以为大学应该对学生进行专才训练,“这些皆是偏狭之见”。他说:大学的“学者和学生都有自由从事所选择的学术”研究的权力,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应该拥有基础知识和科学训练。他认为通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养成广泛的求知兴趣和不断学习的习惯。

不久,吴大猷还以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身份,在台湾“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由于“大学联招”(类似大陆高考)存在的问题,使中学教育出现三大偏差:一是课程设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学业负担太重。这就使大多数中学生在学习中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识的奥秘和科学的真谛,从而对科学丧失兴趣。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吴大猷成立了“人文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一方面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面组织相关教师培训,以便进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7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准备成立一个原子能研究所,并提出吴大猷等9人是最佳人选。另外,吴的恩师饶毓泰是胡适的学生,胡适在临终前给人们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中国曾经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学统,它依靠通才教育培养出许多世界一流的人才。倘若不能恢复这个学统,不注重通才教育,我们就很难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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