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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朝花夕拾》的双重内涵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4 字体: | | 打印文章

推荐阅读:浅论《朝花夕拾》的双重内涵 无论是读鲁迅的小说还是散文,鲁迅总是将一种复杂的情感埋藏于心中,诉诸于笔端。他对他笔下的客观物象既哀又怒,既喜又厌,怀疑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这种双重情绪在《朝花夕拾》中,贯穿到了感情线索、文本内容和艺术形式中

浅论《朝花夕拾》的双重内涵

无论是读鲁迅的小说还是散文,鲁迅总是将一种复杂的情感埋藏于心中,诉诸于笔端。他对他笔下的客观物象既“哀”又“怒”,既喜又厌,怀疑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这种双重情绪在《朝花夕拾》中,贯穿到了感情线索、文本内容和艺术形式中,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彷徨于希望与绝望,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矛盾而又真实,民族的而又时代的鲁迅。

一、眷恋与厌烦相互渗透的乡恋情结

乡恋情结是人类对其生存过的地方怀有的情感。它比理性的思考和精密的分析更能成为作家的创作动力和灵感。它不仅仅意味着对真、善、美的回顾与咀嚼,还包含着对假、恶、丑的反刍。

鲁迅的生命与灵魂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与底层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当经过了风雨沧桑后的鲁迅再次将故乡已逝的韶光幻化于眼前时,一系列经过选择、筛选的富有永恒生命力的景物、人物无不渗透着作者的深厚而又强烈的热爱之情。从百草园四季更替中的“覆盆子们”,“木莲们”到麻雀们和蟋蟀们;从三味书屋课上的指甲游戏到课下的寻蝉蜕、喂蚂蚁这些充满通趣的生活;从拥有伟大神力的长妈妈到严于律己,宽已待人的私塾先生,甚至是“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的无常……作者在平静娓娓道来之中,借助这些感性的形象的物象把内心深出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挚爱全部显现出来,同时这些留存于作者记忆中的物象经过多年的体验、反顾后也升华为一种心灵化、精神化的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特性的审美客体。因此,鲁迅的乡恋情结的积累是一个主观心灵客观化,客观物象主观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鲁迅在逐步接受进步文明的同时,也在现实中摧毁着破旧的、愚弱的故乡。在反顾与前进的互动过程中,鲁迅流露出了对故乡的人、事、礼俗的厌倦与腻烦。S城里专开原对蟋蟀这些奇特的药引的庸医;海昌蒋氏的连拜三夜的各种礼式让“我”厌烦故乡的繁冗缛节;阴间司里吓死人的构造和摩一摩“死有分”的脊梁就可以摆脱晦气的风俗让“我”为人们沉溺于虚幻的迷信世界而悲哀。承受众多苦难的农民只有借助主观想象的方式才能超越现实,也只有这种纯精神上的安慰才能让农民有不断改变现状的追求。但民俗文化中的迷信也是鲁迅批判传统的主流文化的重点。民俗文化中麻木、愚弄人民的迷信力量与具有叛逆精神却代表生命发展方向的力量是相抗衡的,因此对民俗文化的批判与歌颂是鲁迅双重情感的体现之一。

二、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自然转换

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一直是鲁迅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在《朝花夕拾》中,鲁迅以孩童时期的无知眼光,蒙昧心灵去观察、感受传统文化,展现儿童眼中的故乡。百草园是“我”儿时唯一的乐园,在这里孩子们任性而为;在沉闷乏味的三味书屋中,先生不愿回答“怪哉”,“我”才知道学生是不该问这事的;好不容易盼到了“五猖会”,在临行前父亲又硬要让“我”背“鉴略”;《二十四孝图》的故事不仅将“我”的全部“痴心妄想”摧毁,而且“连作孝子的计划也完全绝望了”。在这里,鲁迅以其少年时期的本能无意识 的感受(包括喜爱和反抗),以少年“单纯而自由”的心灵去看待、评价自身和世界。从而让读者体味到了童真世界的美好与缺憾。

鲁迅在以儿童视角进行叙述的同时,又辅以成人视角来反观儿童时期的生命体验。因此文中在以儿童的价值观看待世界的同时,又用成人的评判标准去重新衡量世界。父亲在“我”大声叫嚷中痛苦地咽了气,现在“我”知道“这却是我对于父亲最大的错处”;美女蛇的故事让“我”当时极想得到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到现实说“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和赤练蛇美女蛇。”儿时听到“郭巨埋儿”的故事时,“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把一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作者转而又说:“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这样,鲁迅在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转换过程中,不断地咀嚼,追寻童年经验,从儿童——封建社会重压下的弱者的角度出发去抨击封建文化对儿童心灵的腐蚀,传统的教育方式对儿童旺盛的求知欲和丰富

的想象力的遏制,以及对儿童尊严的践踏。

鲁迅充分利用了时间这一因素,在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中跳来跳去,把过去与现在,童年与成年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叙事框架中,从过去的素材中挖掘到了创作的灵感;又从现在的生活中找到了补给过去的精神资源,从而在叙事方式上体现了《朝花夕拾》的双重内涵。

三、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相互结合

鲁迅散文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双重意义是与个体的亲身经历合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在《猫·狗·鼠》中,作者一开始就以杂文笔法写现代评论派文人对鲁迅进行诬蔑,接着作者讲述“仇猫”的理由有二:一是它的性情颇与“人们幸灾乐祸,慢慢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是它有一副“媚态”。(《猫·狗·鼠》)作者又从故乡“老鼠成亲”的风俗联想到海昌蒋氏的婚礼,从而批判从中国的繁琐礼仪中显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弊端。在《琐记》中,作者记述江南水师学堂头二班的学生像“螃蟹”傲慢无礼时,又联想到在女师大风潮中,反对进步学生和老师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从而;一针见血的指出:“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的现状。这种由此及彼的广阔的想象力因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深化为对广大社会的观察,使回忆中的平静抒情自然过渡到针贬现实,有针对性的议论。有自我的思想感情上升到高早过敏性的观念和文化批判意识,有个提醒体现了社会性。

《朝花夕拾》记述的虽是琐事,却有清晰的“童年——少年——青年”的时间线索和“乡村——城市,国内——国外”的空间线索。在鲁迅这里,人和事打破了时空局限,个人的童年经验与对社会的成熟思考相融合,过去与未来相衔接。同时,在这种开放的思维下,他又选择了特殊的叙述方式,特殊的语言形式和特殊的文字词汇,由此使《朝花夕拾》具有了特殊的双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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